有人问，首长叫什么，他是答不出来的。他觉得红军都是好人，记住“红军”这个名字就好。当然，红军没来之前，杨朝林和团街的大多数百姓一样，没听说过“红军”这个称呼，更不知道红军和国民党兵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只听到“兵又要来了”的风声。于是，闹得人人惊慌，个个失措。在大家的心目中，“兵”和“匪”是没有区别的，兵来了，无异于匪来了。

这种印象，来自不久前那次“兵来”（国民党兵）。那些兵耀武扬威，歪扛着抢，横着走路，到哪里抢到哪里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，弄得人们怨声载道，谈“兵”色变。特别是龙海砖瓦厂卖花生糖的王老板，一提到兵就咬着牙巴骨咒骂。是应该恨，应该骂，他做好几簸箕花生糖，还没来得及卖一块或吃一块，“兵”就来了，把他家的花生糖全都抢光，把簸箕也踢翻在地。这件事哪个团街人不知道？听说，这次王老板得到的风声早，已经把花生糖藏好了，人也躲起来了。

像王老板这种见过点小世面的人都躲，其他人能不跟着紧张吗？于是，大家纷纷忙着藏东西、找藏身处。杨朝林家没东西可藏，人也没躲远，他就在村子附近半掩半露地观望。一个傍晚，真的来了一群兵，但他看出，这些兵除了穿着和以前来的兵不一样外，言行举止也和前次来的兵截然不同。他们一进村就忙碌开来，有的忙着在墙上贴标语，有的找老百姓聊天、搞宣传，有的帮老百姓打扫院子、挑水……一张张笑脸，一个个举动，让百姓逐渐消除了心头的芥蒂，知道这次的“兵”非往日的“兵”，便大胆走近他们。有几个识字的男人，沿着墙边走边念“红军帮助穷人打土豪!”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!”“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取消一切捐税!”“彝民们同红军联合打龙云去!”等等宣传标语，一群不识字的男人跟在后边看热闹。乱了一阵后，人们纷纷回到家，红军到哪家借宿，哪家也都欢迎。杨朝林家简陋的茅草屋里，也住进了几个红军。

 团街红军总部驻地旧址修缮后

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大地，村子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杨朝林家的火塘边，一位红军首长和蔼可亲地跟他拉着家常。首长告诉他，红军路过这里是要北上打日本军队，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打倒国民党，才能翻身得解放。杨朝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，心里既惊又喜，嘴里“哦哦”应着，头点得像小鸡啄米。说了一阵后，红军首长还详细地向他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情况。

聊着，聊着，夜深了，除了站岗的红军哨兵外，其他红军战士们都休息了。心情紧张了一天突然放松的杨朝林，也不禁打起哈欠，红军首长见状，掐断话头，劝他去休息。杨朝林伸了个懒腰，正想起身，却见红军首长靠墙坐着，皱起眉头，好像在想什么，完全没有要休息的意思。见首长这样，杨朝林的瞌睡虫，也顿时飞过卓干山去。他很想问问能帮首长做点什么，可又不敢打扰，只干坐着，愣愣地望着首长。过了一会儿，红军首长转过头来，微笑着亲切地问杨朝林：“老板，有煤油灯吗？”

“我家靠帮工过日子，生活困难，用不起煤油灯。”杨朝林愧疚地挠着头说，随即想，这位红军可能还有什么事要做，就接着问:“夜深了，要灯做什么？”。

“我想办公事！”红军首长回答道。

听着这里，杨朝林想起首长刚才说过的话，心里想，红军为咱穷人打天下这么辛苦，红军首长白天翻山越岭，还要打仗，深夜也不得休息，还要操劳。现在要办公连盏灯都没有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给首长照亮。于是，他爬到楼上，找了一根松明柴下来，劈成几条，点燃后，对红军首长说:“明子柴可以照亮，就是烟子大点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红军首长看到松明子火把，高兴地说:“老板，有明子就好了，我们红军是不讲究的。只要能照亮，可以办公就行了！”

红军首长高兴，杨朝林也就高兴，他赶紧把点燃的明子放在一块瓦片上，一下子屋里都照亮了。明子火是有了，却没有桌子，连高一点的凳子也找不到一个。拿什么来垫着给首长办公呢？杨朝林端着瓦片，四下搜寻了好一会儿，只能摇着头，抱歉地对首长说:“我家连张桌子都没有，你不好办公吧？真是对不起呀!”

“老板，别这么说，没有桌子不要紧!”红军首长边说着，边坐到小木凳上，手拍大腿说，“看，这不就是办公桌吗？有火照亮，又有凳子坐着就很好了嘛！”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本子来，准备工作。

杨朝林站在旁边，双手端着瓦片，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。放在小凳子上吧，太矮了，照不着；放在窗子上，又太高，也照不着。首长要忙着办公，杨朝林却还没放好松明火，急得他额头直冒汗，就说:“首长，我给你照亮吧!”

“老板，太感谢你了！可那样，你会很累。把明子火给我吧！”红军首长感激地说着，接过了明子火，瞟了周围几眼，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就聚精会神地开始办公了。

红军首长没睡，杨朝林也睡不着，他一直坐在旁边，不时地添加着明子。黄灿灿的明子光，照得整间屋子暖融融的，杨朝林心里也从未有过如此温暖和踏实的感觉。夜很静很静，静得能听到房后树上栖息着的麻雀的梦语；也很黑很黑，黑得除了屋子里微黄的明子光外全都是黑色，首长收拾好本子，转过身来又和杨朝林拉了聊天。首长说:“将来革命胜利了，我们穷人就是国家的主人啦!不但要打土豪分田地，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呢!”

杨朝林听得半懂不懂，但心里却深深佩服起这些红军来。

最后，首长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口缸，递给杨朝林，笑着说:“我们天亮就要走了，这个小口缸留给你用吧!”

还没听够这些让人兴奋的话呢，咋个就要走了？杨朝林边双手接过口缸，边不舍地望着红军首长，问：“这么急吗？”

红军首长含笑点了点头，转身收拾他的东西。杨朝林小小心心地捧着口缸，感激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直愣愣地望着那明亮的明子火。

红军走后，杨朝林常常捧着口缸，目不转睛地凝视，像能从口缸上看出那位红军首长的音容笑貌一般，见人就自豪地说“我为首长点过‘灯’呢”。尤其是花生糖王老板的事（红军经过龙海，见到王老板家簸箕里剩下的碎花生糖，又找不到主人，来一人抓一把，留下几枚钱；再来一人抓一把，又留下几枚铜钱，等他回来，簸箕里有很多钱），再一次传到他耳朵时，他的自豪感更胜一筹。（来源：县委党史研究室 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 编辑：李宗卫 编审：张云松 终审：周明）